忽剌木御史还台索诗二绝为别 其二

　　此词写饮酒，充满醉语。醉语多为醒言，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。这正是此首小令的“关窍”所在。

　　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、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、感伤意绪。“长醉”、“不醒”两句，表面上好像在说：醉处梦中，无忧无虑，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，“今觉而昨非，得意而忘言”，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。然而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：醉也好，睡也好，毕竟有时有限，人生毕竟醒时多，醉时少，醉中“无碍”醒时“碍”，梦中“无思”醒来“思”，说是“无碍”，道是“无思”，恰恰说明“心病”正在于此。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。

　　“糟腌”以下三句，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，即“糟腌”、“醅渰”、“曲埋”，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、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，更愿千古兴亡、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。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，希望建功立业，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。然而江山依旧，人世瞬变，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；泪痕犹在，心底成灰，于是则寄情于酒，以期腌掉、渰没、埋去所有的牵挂，一切的搅扰。有道是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，它愈是要袭上心头。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“腌”、来“渰”、来“埋”，终究是无济于事的。字里行间，语意情味，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、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，拳拳在念。明人孙大雅为白朴《天籁集》作序云：“先生少有志天下，已而事乃大谬。顾其先为金世臣，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，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，于是屈己降志，玩世滑稽。”孙序此说，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，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。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：“长江不管兴亡，漫流尽英雄泪万行。”（《沁园春·保宁佛殿即凤凰台》）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。几乎同时写的《夺锦标》，更是发出“新亭何苦流涕，兴废今古同”的悲叹。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，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：“谩今宵酒醒，无言有恨，恨天涯远。”（《水龙吟·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》）

　　“不达时皆笑屈原非，但知音尽说陶潜是”，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，又是点睛之笔。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“非”，而仅仅肯定陶潜之“是”。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，是愤语，是苦语，亦可以说是反语。即赞扬屈子、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。表面上看将屈、陶分开来，一“是”一“非”，一为“知音”，一为“不达”，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，如上文所作的分析，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，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，即是所谓“知荣知辱牢缄口，谁是谁非暗点头”（《中吕·阳春曲·知几》）。这种貌似旷达，实含酸痛的曲语，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。不仅是白朴，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。对于这些作品，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，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。王季思先生说：这类作品“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，未可一笔抹杀。”（《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》）戏语并非戏语，而是痛语，狂语，亦可看作是隐语。“人生大半不称意，放言岂必皆游戏？”如此去看，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。

　　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，他曾在《水龙吟》之一序中说：“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，仆饮量素悭，不知其味，独闲居嗜睡有味，因为赋此。”可见他的“自饮”也好，“劝饮”也罢，都是为求“嗜睡”，为求忘忧不醒，此中苦涩哀痛，令人黯然，这也是理解白朴“劝饮”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。“饮量素悭”且又“不知其味”的人大倡纵酒，有几分滑稽，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。

　　从写法上来看，这首小令篇幅很小，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，它耐咀嚼，有意味，格调别致，韵致独出。作者紧紧围绕着“劝饮”的题意，劈头就触及了题旨。先说“长醉”的好处，即是“劝”；继而说明为什么要“劝”，无非是为了忘忧，将功名事、兴亡事、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，以求内心之平和；最后是评论屈原、陶潜的“是”与“非”，仍然紧紧扣在“饮”字上，全曲层次分明，叙议有致，一气呵成，浑然无缝。看似随意之作，实则皆明心迹，完全是有感而发。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：“洗襟怀剪雪裁冰，闲中趣，物外景，兰谷先生。”（天一阁本《录鬼簿》）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，也适于其散曲创作。闲而不闲，意在曲外，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。明朱权在《太和正音谱》中说白朴曲“风骨磊磈，词源滂沛，若大鹏之起北溟，奋翼凌乎九霄，有一举万里之志，宜冠于首。”“风骨磊磈”，是说白朴身世遭逢，幼经战乱兵燹，胸中有无限积郁；“词源滂沛”，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，遣词丰富，拈句自如；“若大鹏之起北溟”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。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，所谓“娇马轻衫馆阁情，拈花摘叶风诗性”，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，极饶自然朴素之趣。通篇如喷涌而出，不乏巧凿，却一丝痕迹不露，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。整齐的对偶句式，生动自然。“糟腌”、“醅渰”、“曲埋”六字，同一意思，用词各别，形成一组排比句式，避免了重复的感觉，同时语言简易、浅显，富于口语感。“不达”二句，将“不达”前置，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；夸张的修辞手法，给人以形象的启迪，平增无限机趣；虽是口语声吻，又处处合于规矩，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，读来朗朗上口。

　　总之，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、哀痛的，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、达观的。构思巧妙，用心良苦，写来全不费踌躇，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，堪称白朴曲中珍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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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首三句写：微风不停地吹动，落花撒满花间小道，此为陆道游历。来到湖边，突然看到十里荷花盛开在碧波千顷的湖面上。红云十里，应指西湖景观十里荷花。宋柳永《望海潮》：“重湖叠巘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嘻嘻钓叟莲娃。”宋杨万里诗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：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刘致曲化用前人诗境，了无痕迹，天衣无缝。

　　中四句写游湖饮酒。游者登上舟，荡漾湖中。兰舟又称花船，船中有歌使，唱曲侑酒，以助游兴。唐代白居易《武丘寺路》：“银勒牵骄马，花船载丽人。”“绮罗馨，管弦清”二句，一写歌伎华丽的装束，一写其吹管弹弦的技艺。于此之时，饮美酒，观佳丽，听清歌，品丝竹，不知不觉，兰舟驰入西湖深处，湖水清澈广渺，饮者游兴也渐入佳境，于是流连忘返。直到夜色降临，碧天夜空，只感秋风习习，阵阵凉意，却依旧游兴不减，又见月光清凉，酒遍湖面，犹如明镜，使人陶醉销魂。“碧天”句，借用唐杜牧《秋夕》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、宋代孙锐《平湖秋月》“月冷寒泉凝不流”等句意，用语简洁，视觉与体感结合，很有情致。

　　尾四句直写感觉，最见功力：“天，湖外影；湖，天上景。”此写西湖夜色，用语精要。满天繁星，仿佛是西湖外景；西湖灯火阑珊，俨然人间天堂。作者极其传神地概括出“杭州人间天堂”的意象，表达了对西湖的无限赞美之情。

　　全曲精致玲珑，风格俊逸清丽，造境极有情致。论曲境，一首短曲，概括西湖绝美的景观，荷花美，兰舟美，人美，水美，月美，歌美，组合成美丽夜景，构成一幅绝美的西湖夜游图。论曲艺，其画面美，语言美，用韵美，造境美，作者流露出的感情也美。全曲几乎句句有景，字字有情。此曲以意境烘托情感，浑然天成，本身就像一杯醇厚的美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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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元曲中的一些题情的作品写得很大胆，这和诗的含蓄不太一样。其实诗文中也有这样的内容，不过因其含蓄，就显得不那么刺眼，于是就有了后人所谓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”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这样的评语。

　　词要露一些，但也有一定的限度，“销魂当此际，香囊暗解，罗带轻分”秦观《满庭芳》，大概也就只能写到这个尺度了。就这样，秦观还受到他老师苏东坡的批评。

　　元曲更接近市民口味，因此在表现上更为大胆一些，也确实有一些低级趣味乃至赤裸裸的色情描写，但是，绝大多数的作品，这让我想起汉代张敞画眉的故事。

　　有人向皇上举报，说京兆尹张敞不老成，早上居然为妻子画眉。汉宣帝就把张敞找来问。张敞承认确有此事，但是补充了一句说：“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皇上都笑了，自然也不会再怪罪张敞了。见《汉书·张敞传》。

　　这首曲前面写了那么多，其实是在为最后一句合于情而不合于理、但又是这对恋人实实在在的想法作铺垫。“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。四更过情未足，情未足夜如梭。”天快亮了，又快到了分别的时候，怎么办？他们甚至希望老天爷“闰一更儿妨什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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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《啰唝曲》“那年离别日，只道往桐庐。桐庐人不见，今得广州书”的绝句脱化，也穿插了《啰唝曲》“莫作商人妇”及白居易《琵琶行》“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”的意境。但较原诗来看，“闺怨”的含意更为显豁。“悔作”、“当逢”，口吻如生，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。“闺怨”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，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。除上举的《啰唝曲》外，如张潮《江南行》：“茨菰叶烂别西湾，莲子花开犹未还。妾梦不离江上水，人传郎在凤凰山。”其妙味如前人所评：“意其远行，却在近处。总以行踪无定。”看来恰恰同《啰唝曲》的“意其近行，却在远处”反了个向。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，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。

　　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，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，当然也有别的因素。唐韩偓《偶见》：“秋千打困解罗裙，指点醍醐索一尊。见客人来和笑走，手搓梅子映中门。”不怎么知名；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《点绛唇》秋千词，“见有人来，袜划金钗溜。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云云，却为人传诵。可见夺胎前人成作，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。

　　原诗的薄情夫君“只道往桐庐”。桐庐在富春江中游，唐方干《思江南》：“夜来有梦登归路，不到桐庐已及明。”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。曲中改成了“别时只说到东吴”。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，据周祁《名义考》，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、湖州为中吴、润州为西吴，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，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“闺怨”的细节。